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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间物价提了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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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新台币和人民币汇率是1:4,我也一直有看台湾综艺,感觉物价方面台湾大概是内地的10倍,比如台湾一般人薪水30000元/月,坐计程车300元/次,一个便当90元等等,除以10的话大概和我们内地相当,是不是?那是不是说明他们人均产值比我们高很多?
To 006806:大概明白,意思是不是说,购买力是一种相对值,不能用货币衡量,比如在内地工作10年可以买一栋房子,而在台湾工作10年可以买1.5栋房子,说明台湾人的购买力是内地的1.5倍? , 如题,求高人解答,不胜感激! , 要有关六年级第四单元的内容 , 为什么中国这2年物价上涨这么快? , 4公司共同做项目,所有费用均摊。

台湾、日本、香港的物价和内地相比怎样,大概是几倍?: 如果你要看民生消费,可以用世界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物价评估的标准-----可口可乐售价换算法(据经济学家研究,可口可乐在世界各地的当地售价是相对稳定的)

背景数字:新台币兑人民币汇率1:4.85
330ml罐装可口可乐售价 台北平均约20元台币 北京约2元人民币

1.大致得知台湾消费物价水平大约是内地的4.12倍。

2.如以台湾月薪30000元/月来算,当地约可以买1500罐可乐,北京月薪3000元/月也可以买1500罐可乐,也就是说北京月薪超出3000元时,其当地购买力可能大过台湾月薪30000元/月的人群。

3.便当90元约等於4.5罐可乐,接近内地的餐标9元左右。

4.人均产值GNP你自己找资料吧。但是千万不要用GDP---忽悠局专用的数字。

5.购房能力已经是另外的研究范畴了,这不是民生消费品,台北租房人群很多。
其实按你工作10年的标准,以3000元薪水算,10年总收入约36万人民币,在北京市郊可能还能买上二手房,台北工作10年总收入约360万台币,在台北近郊连二手房都买不到,所以你说谁的购买力大?因此好多台湾香港人在内地购房,道理是一样的。

为什么中国的物价会飞涨?: 不单是我们国家,全世界都是。我个人认为是由于石油等资源价格飞涨,带动了生活及生产成本的提高
人民币升值搞的
人民币升值带来通货膨胀央行2007年6次加息就是因为通货膨胀
物价飞涨是因为通货膨胀!大量的原材料和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的资本家中!根据唯物辩证法,事物是存在普遍联系的,所以一些商品涨钱,也就相应的带动了与其相关的一些物品涨价!这根本不是因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反而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打来了极大的影响!股市现状是因为幕后大财阀,资本家把持,股市繁荣只是一个假象,一个泡沫!房价居高不下也是应为开发商,为获取根大的利润,他们榨取普通老百姓身上的钱,破坏中国经济!上帝会惩罚这些坏人的
在国际上人民币升值,对我门的国家的人民来说人民币在贬值了也就是说现在的一元等于原来的8角
人们在发展新社会,物价飞涨了,工资也高了,随着世界上任何工商业资源都随之发展快了。性价比也随着实物的增涨而增涨得
因为中国开始走向繁荣,有些副面条件肯定有的,凡事都存在好坏的.凡事都有2面性
现在中国在壮大起来了,各个方面发展的都很迅速,员工工资也不段的增加,物价那是肯定要上涨的。你就拿20年前的物价跟20年后的物价对比一下,你就会明白的。

白领20年后退休要储备多少养老金: 你好,考虑物价上涨因素2,20年后你的养老金要满足现在生活水平的两倍以上!

贷款利率计算,贷54万,按当前8.5折利率计算,贷20年合算还是30年合算?等额本息合算还是等额本金合算?: 按照你的贷款金额和利率标准来计算,如果是采用等额本息法的话,20年是每月还款3629.42元;30年是每月还款2971.54元。个人建议:第一个问题:贷款30年更为合算,其一,虽然贷款30年比20年貌似要多出很多利息,但是考虑到货币贬值、货币的时间价值以及通货膨胀等等各类因素的话,多出些利息是根本不算什么的,简单的比较一下就知道,现在的54万和20年后的54万相比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吧?30年后就更不算一回事了吧?你现在提前使用了30年的现金,支付的利率仅仅是五个多点而已,而每年物价上涨的幅度都不止五个多点吧?其二,如果说目前每月还款3000元左右还算是有点压力的话,还个三五年之后,随着个人收入的增长,这点钱根本就不算什么的,十年乃至二十年以后,每个月还的这点钱简直可以算是零花钱了,既然如此,选择期限更长的贷款,每月还款的额度更小,岂不是更合算?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打算用满30年再还清贷款,那么,两种方法的实际成本都是差不多的,银行的利息收入都是经过复杂而精细的计算的,不可能在明明有巨大的差距的前提下还来推出另一种还款方式,既然推出了,实际成本就会差不了多少。如果你有可能提前若干年还清贷款,那么,等额本金法会比等额本息法稍稍合算一些。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哦!

六年级环保手抄报: 环保相关资料:

环保是现代生活中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基础做起.
首先,要大量宣传,提高人们的觉悟与认识,加强环保意识.
其次,要进行废物回收利用,减少对森林树木的砍伐.还要加强对白色污染的处理,少使用塑料制品.
最后,要对清洁方面作改进.使市容更整洁.
为了地球的明天,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努力,要好好地保护环境.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实行垃圾分类袋装化.这样不仅能减少环卫工人的工作量,还能更好地起到废物利用,减少污染,节约资源.
买菜时,少用塑料袋,尽量用竹篮子.
用笔尽量用可换芯的,减少圆珠笔外壳的浪费与垃圾量.
外出吃饭尽量不用一次性饭盒.
播种绿色就是播种希望 垃圾过剩与环境问题 垃圾的回收及资源化综合利用 垃圾的回收及资源化综合利用(下)海浴室中的科学
从喝纯水想起

时下,饮用水正成为一种潮流.尽管媒介不只一次地介绍过饮用水的种种弊端,但"饮用水"族仍然日益扩大.

饮用水不单单指纯水,还包括矿泉水,蒸馏水甚至太空水等等. 而我们喝着长大的自来水则成了相对的"非饮用水". 我们并不排除目前饮用水风靡,炒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它反映了当前水体污染的严重已经到了难以下口的程度.

有报道说:"据报道979年对全国798座城镇的调查, 全国日污水排放量为国为民258万吨, 其中工业废水占用819,生活污水占据199. 1989年对全国代表大会854个城镇进行调查,每天的排放量达365.3亿吨.其中工业废水达成协议5.5亿吨. 这些废水绝大部分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 污染了江河湖海.

此外, 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每个上海人面前.上海的母亲河黄埔江,50年代中期(1958年)之前是一条水质清澈,鱼虾成群的河道,1962年水质开始受到污染, 1963年开始出现为期22天的黑臭期,1988年上升到场29天,占全年约2/3, 水质不合格江段占64.5km,占全长113.5km的56.99%.

水污染的危害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水体污染,水质恶化对人体健康和人类生活,生产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洁净的人能给人们带来葱茏花木,鸟语花香,恬静舒适,美丽如画的优美环境,给人们带来宁静,愉悦和和平.但是今天污染了的水给人们带来的是痛苦,恐怖和灾难.为了使生活更美好,让秀丽的山水永驻人间,让清水长流不断,人们已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防止水污染的重要性.
播种绿色就是播种希望 垃圾过剩与环境问题 从喝纯水想起 垃圾的回收及资源化综合利用垃圾的回收及资源化综合利用浴室中的科学

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理由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7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1.5%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1.2~1.8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
四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炼、小铁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再次,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最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显然力不从心。
其实,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
掀起真正的“环保风暴”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令笔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国,即使不发展工业,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也需要大笔投资,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任重道远,需要依法办事,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

白色污染”主要是指塑料垃圾没有得到妥善管理和处理,对环境造成的“视觉污染”和“潜在危害”两种负面效应。

“视觉污染”是指散落在环境中的塑料废弃物对市容、景观的破坏,如散落在自然环境、铁道两旁、江河湖泊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和漫天飞舞或悬挂枝头的超薄塑料袋,给人们的视觉带来不良刺激。

“潜在危害”是指塑料废弃物进入自然环境后难以降解而带来的长期的深层次环境问题。

为什么中国这2年物价上涨这么快?: 我以经济学和价格学的原理来解释一下,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具体的物价上涨原因有以下几点:
1.供求规律的长期表现形式为供不应求;
2.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减少,进口增加; 但是目前的情况是一年之内人民币对美圆的汇率上涨了5%,也就是增值了5%,现在我国的各种工业产品大部分是出口销售,国内自己人消费的其实很少,因为大家的钱都拿去买高价房了,谁还有多余的闲钱用来自己消费???
3.寡头垄断行业造成商品不能充分竞争;
4.国家宏观调控,包括提高或降低银行利率,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造成大量资金流入市场,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必然带动物价上涨;
5.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指太多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造成的超额需求状况; 其实通货膨胀有3种解释,这只是其中一种。
6.生产要素价格,其中土地是最关键的,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受国家严格控制,导致土地的取得成本大幅增加,因此,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带动其相关的产业链条同时受影响; 当然房地产价格上涨还有很大原因是因为炒房引起的。
7.国家财政购买力度,包括国家政策性银行,国家认为某种商品的价格高了,就减少对某种商品的购买,反之道理一样。
8.物价指数,资金具有投资回报率或资金价值,也就是折现率和本金化率.说白了就是未来的钱不如现在的"钱"值钱,未来同样的钱购买力不如现在买的东西多;
9.国际经济对我国有很大影响,包括外汇储备情况。目前我国大概有2000万亿美圆的外汇储备。自从加入WTO以来,跟国际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了。
10.这一条本人认为非常关键。美国大型金融投机集团对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掠夺。
中国外汇制度改革以来,尤其2007年,人民币对美圆上升5%,这是美国控制的。目的是象90年代对日本进行经济掠夺一样。举个例子:2006年1美圆=10元人民币,美国人在2006年用1美圆换了10元人民币,用这10元人民币买了上海一套房子,2007年上海房价翻一翻,美国人把房子卖了得到20元人民币,而2007年人民币升值,假设1美圆换8元人民币了,美国人再将20元人民币换成美圆就是2.5美圆。如此可见,美国人的1美圆在一年时间就变成2.5美圆,他赚了中国多少???2.5倍的利润啊。而且这2.5美圆回到美国又可以继续投资美国,美国经济又可以发展了,美圆重新升值。还有1美圆换成人民币10元投资固定资产后,市场上就少了10元流通,中央银行就会发行10元人民币来弥补这个空挡,而这2.5美圆走了以后留给中国的却是市场上多了10元人民币,还不通货膨胀才怪。中国被掠夺后,人民币再度贬值。就跟日本一个结局,看着吧,朋友,有你哭的那一天......

再来看看价值规律,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综合了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
商品价格的本质是价值,价值是凝结在商品内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决定价值量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价值规律的作用:
1.自发的调节生产和流通;
2.自发的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率;
3.造成贫富两极分化.
通常所说的物价其实就是生产价格,而生产价格是由部门平均生产成本加上社会平均利润构成的价格.生产价格就是价值的转化形态.

投资财务问题求解。: 【10万元活期存款一年缩水4500】CPI的不断上涨,直接影响到了老百姓的钱袋子。全国1月份的CPI涨幅为4.9%。以此计算,昆明人存款一年会有多少收益呢?CPI涨幅4.9%,一年整存整取定期利率3.0%,这是什么概念?它意味着,负利率进一步拉大到1.9%,也就意味着老百姓把10万元存到银行,一年后只能买到相当于现在95100元的商品,即便加上一年定期利息有3000元,也还是亏了1900元。

相比10万元定期存款亏1900元,活期储蓄亏得还要多。现在的活期存款年利率仅为0.4%,相当于10万元的活期储蓄,实际亏本4500元。

银行理财专家为我们算了一笔账:存款利率减去CPI,所得结果就是存款的实际价值。由于目前CPI高于存款利率,存款一年下来便成了负利率。目前一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利率为3.0%,这意味着负利率进一步拉大到1.9%,也就意味着把1万元存到银行,一年后只能购买到相当于现在9510元的商品,加上一年定期存款利息300元,还是亏了190元。也就是说CPI越高,老百姓的钱袋子就越瘪。

1万元定期存款亏190元,活期储蓄则亏得更多。现在的活期存款年利率为0.4%,相当于1万元的活期储蓄,一年下来实际亏本450元。“好在国家已经取消了利息税,否则老百姓亏得更多。”这位银行理财师说,目前CPI越来越高,持有货币已经越来越不划算,所以很多人把钱投向了股市、楼市,“毕竟持有资产比持有货币划算。”他说,如果CPI持续走高,加息已势在必行。

云南大学胡其辉教授说,从数字表现来看,今年通胀压力依旧,甚至可以说更加大了。去年12月CPI的回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级政府的干预所起的作用,今年1月的CPI高企就是物价难抑之后的新一波反弹。发达国家的货币宽松政策可能要贯穿今年全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总体趋于上涨;国内前两年货币超发的流动性宽松,目前正在传导中的通胀压力以及最重要的今后几年中都会存在的劳动力与土地成本的上涨,这一系列因素客观上一直存在着,事实上,2011年全年的CPI可能达到5%—6%。相比之下,今后连续来几个0.25%的加息实在算不了什么。

33年前存的400元一直忘了取,现在连本带息取出来800多元。当年算得上的“巨款”,如今只能买瓶茅台酒。

成都汤玉莲婆婆的遭遇近期在网上被广泛转载。记者在谷歌上搜索“汤婆婆的存款”,得到8.3万条结果。

有网友表示,汤婆婆的400元在1977年算是一笔“巨款”,因为那时全国人均存款只有20元。

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400元足可以购买小城镇一间小砖房,或者在城郊买一所带宅基地的住房。

而按现在的物价来计算,835.82元仅可买420斤面粉,或者1瓶茅台酒。

金融学博士赵先生告诉记者,汤婆婆的遭遇源自“负利率”——反映物价上涨的CPI指数要高于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

最新CPI涨幅为4.4%,而一年定存利率为2.5%,这就意味着如果把一万元存到银行,一年后只能买到相当于现在9560元的商品,即便加上一年定期利息250元,也还是亏了190元。

专家支招

抵抗通胀 让钱“运动”起来

有网友还算了笔账,如果当时汤婆婆添40元钱,在1991年可以购买万科的股票100股。

如今,算上万科近20年以来所有的配送转和分红,她持有的股票市值将达到惊人的152238元(复权价),投资收益为345倍。

如何应对物价上涨带来的资产缩水呢?赵先生认为,关键是要让钱“运动”起来。银率网理财分析师认为,不同群体对抗通胀的方式也不同,常见的几种投资选择适宜对象也不尽相同。

股票:股票如果做得好,完全可以跑赢CPI。

不过,股市赚钱的原理是:10%的人赚钱,20% 的人持平,70%的人赔钱。要在股市中赚钱,投资者需要具有超强的风险承受能力。

股票型基金:目前,市场上股票型基金超过400只,投资者最好配置一个组合,抗通胀资产、债券类资产和股票资产是其中必要组成部分。

抗压能力较强的人,可选择二级债基。虽然二级债基在股市持续低迷,受投资股票影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亏损,但却是抗通胀的理财好工具。

二级债基优点是可根据股票市场走势灵活进行资产配置,在控制风险的条件下分享股票市场带来的机会。

对风险极度厌恶的长期定存人群,可以考虑换掉定期存款,将其换为一级债基。今年以来,68只一级债基的平均收益率已经达到9.09%,共有19只债基收益率超过10%,远远跑赢CPI。

超短期理财产品:有不少刚入门的投资者都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手上结余不多。这类群体可以归结为“余钱不多碰运气者”。

这些人最合适的选择是购买超短期理财产品,且购买产品期限最好不超1年。如果选对好的银行理财产品,跑赢CPI也是可能的。

特别灵活的理财投资者,则可以在短期内关注挂钩黄金和石油等大宗商品的银行理财产品,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通胀。

保险理财: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绝大部分寿险产品可以分为投资型产品(如投连险、万能险)和分红型产品。

从分红险的年度收益看,保险业整体的分红收益水平基本保持在3.5%至5%,个别优秀的公司能达到7%以上,跑赢CPI基本上不是问题
再来看现货黄金:

1、 投资金额:可多可少,资金杠杆比例大;
2、 投资期限:全天24小时交易,T+0,当天买入可当天卖出;
3、 投资回报: 可以做多做空,涨跌均有收益机会,风险较外汇及期货小,
较股票及存款大;
4、 交易简便, 变现快捷:即时交易,100%成交;
5、 费用:佣金低;
6、 灵活性:双向限时交易,获利机会多;
7、 影响因素:全球市场,成交量巨大,不受大户操控;
8、 技术分析:不受人为改变,最为可靠;
9、 风险程度:风险较大,但控制完善,有限价、止损保障。
炒黄金十大特点:
一、金价波动大:根据国际黄金市场行情,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报价。因受国际上各种政治、经济因素,以及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金价经常处于剧烈的波动之中,可以利用这差价进行实盘黄金买卖。
二、交易服务时间长:每个交易商结合不同的情况,经营时间有所不同,涵盖主要国际黄金市场交易时间,全天23.5小时交易。
三、T+0制度:资金结算时间短,当日可进行多次反向交易,提供更多投资机遇。
四、操作简单:有无基础均可,即看即会;比炒股更简单,不向选股那么麻烦。
五、无庄控盘:全球联动的交易市场,全世界都在炒这种黄金,市场容量大,因此黄金市场没有庄家因素,公开,公平,公正,趋势性好,技术分析可靠。
六、缴税优势:交易过程中所包含的税收项目,基本上也就只有黄金进口时的报关费用。
七、赚的多:黄金涨,做多,赚;黄金跌,做空,也赚!(股票只有涨才会赚,跌则亏或只能观望)
八、保证金制度:运用杠杆原理,资金使用效率更高,也可以通过减小仓位来缩小放大倍数,达到象银行一样不放大的效果,非常灵活。
九、趋势好:炒黄金在国内才刚刚兴起,股票、房地产、外汇等在都已经淡漠的时候,黄金则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十、保值强:黄金从古至今都是最佳保值产品之一,升值潜力大;现在世界上通货膨胀加剧,将推进黄金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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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这次币制改革就是法币改革,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民国廿四年十一月实施新货币政策命令及章程》,开始在全国实行法币改革。法币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集中钞票发行权。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规定其他银行不再享有发行权,其正在流通的纸币逐渐收回,停止使用。二、规定法币是“无限法偿货币”,国内“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再行使现金,凡银钱行号、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币生银等类者,应即兑换法币使用”。三、废除银本位制。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惩治”。四、规定法币不予兑现,但可在指定金融机关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
法币改革的历史动因
第一,国际金融形势的影响。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危机中,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德、日本、加拿大等国先后放弃金本位,企图以此向用银国转嫁危机。1933年3月,美国亦放弃金本位,使美元贬值,并单方面违背1932年7月世界8个主要产银、用银国通过的“白银协定”,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收购白银,企图以“提高银价,即为提高四万万人民的购买力”的办法,将美国的经济危机转嫁给中国人民。种种因素使国际市场上白银价格上涨。1935年以前,白银及银元在国际市场上是一般商品,在中国则是通货。国际市场银价的上涨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从1934年6月到10月的5个月内,上海输出的白银(含银元)数量高达2.229亿元。这一数量相当于1933年输出量的3倍。有的外国在华银行甚至雇佣兵舰抢运白银出口以谋取暴利。白银外流的剧增,减少了上海的白银储备,从1934年3月到1934年12月,上海各银行(包括中、外银行)的白银存量从5.894亿元减少到3.35亿元。1934年到1935年,中国又大约外流白银1.8亿元。
白银的大量外流对中国造成严重后果:一是国内人心恐慌;二是中国外贸严重入超;三是银根紧张,市面周转不灵,银行、钱庄、商号接踵倒闭;四是通货不足,物价下跌,以上海为例,1935年物价比1932年下跌了23.9%,乃至工厂难以维持,被迫倒闭。总之,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并引发1935年的白银风潮。对于白银风潮,南京国民政府也曾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进行补救,如1934年10月起对出口白银课征重税,企图拦阻或减少白银的外流;加快实施币制改革的步伐,以此切断国际市场上银价涨落起伏对中国金融市场的严重影响。
当然,30年代初开始,基于世界经济恐慌的“各重要国家相率改定货币政策,不许流通硬币的潮流,对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也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第二,防备日本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战略需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举国震动。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虽一味依赖国联,幻想通过国际调解,以妥协的办法解决东北问题。但面对日本无视国际法准则、咄咄逼人之势,毕竟也不愿意日本人吞并整个中国。在此形势面前,钱昌照(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向蒋介石提出组织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建议。钱氏的本意是积极的,他认为:日本迟早会大举侵犯中国。为了及早做好应战准备,未雨绸缪,他提议组织专门机构,聘请一批科技专家和教授,从事有关国防建设方面的调查、研究和有关计划的制定工作。
钱昌照的建议十分符合蒋介石的心意。因为,这一机构的设立给蒋带来了主动。1.有助于增强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势力。通过这个机构打出准备抗日的旗帜可以拉拢一批各方面、各专业的知名人士及社会名流为己所用,增强他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改变其力量主要在军队而政治经济方面势犹未及的局面。2.通过这一机构更好地与英、美等国拉关系。国防设计委员会拟联络的学者与名流大多留学过西方,他们受西方培养,深得英、美等国的信赖,蒋介石试图利用和通过他们的周旋去争取美、英等国从经济上、政治上得到更大的支持。3.这一机构如能设立,客观上有利于南京政府预做一些防备日本扩大侵略的准备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2年11月正式成立。在国防设计委员会的首批39名委员中,有徐新六、吴鼎昌等银行家、金融家代表,以后陆续又有张嘉áo等著名银行家加入其中。这批银行家、金融家在国防设计委员会中,积极参与币制改革的设计,或多方活动,或参与策划。在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徐新六逝世后,有人清理他的遗物时,曾发现他生前草拟的中国币制改革意见书。这份币制改革意见书与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实施的法币改革方案有许多相同之处。国防设计委员会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研究中国币制改革,将中国币制改革问题纳入“国防设计”之中,已多少有了预防日本扩大侵略的战略意图。
第三,“废两改元”的成功,在技术上为法币改革铺平了道路。1932年7月7日,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银、钱业代表会议,会上确定了废两改元的三点原则:①废除银两,采用银元;②采行银元制度后,旧铸银元可照旧使用;③确定银元法价,开始铸造新银币。这些原则的确定,实际上迈出了“废两改元”的第一步。紧接着,1933年3月1日、4月5日、4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发布《废两改元令》、《废两改元布告》、《训令》等文告,规定从当年4月6日起在全国正式推行废两改元。“废两改元”最重要的举措就是,规定由该年4月6日起,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交易和契约票据,概用银元,停用银两。“废两改元”的推行,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通行形状、重量和成色划一的银元,大大简化了货币种类,改善了中国通货市场的紊乱状态。其结果,一方面,利于商品流通和经济生活的活跃,适应了经济生活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废两改元”作为简化货币、整顿货币流通市场的关键一步,又为在中国废止硬币、进一步实行法币改革扫清了货币紊乱方面的障碍。
第四,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派出了诸如甘末尔、杨格、李滋·罗斯等经济专家来华参与法币改革的设计工作。尤其是英国方面的李滋·罗斯对法币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1.李滋·罗斯来华排除了中国对日、英关系存在的疑虑。在此前几次有关中国货币改革的谈判中,英国和美国都曾询问过并企图得悉中国方面币制改革计划的详情,但均被中国方面加以拒绝。因为,当时英国正在与日本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对英、日间的关系尚未探底,担心英国会将“中国的计划告知日本”。而李滋·罗斯亲自来华,英国与中国单独开谈,这件事被南京国民政府看作是英国支持中国币制改革的亮相。2.李滋·罗斯来华后赞同并支持了美国专家杨格(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顾问)等人的方案。李滋·罗斯经加拿大、日本于1935年9月到达中国伊始,杨格便在南京向他谈及中国“整个局势”以及在币制改革方面“应当推行的方案”。10月2日,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又将杨格方案为基础的官方改革方案通告给李滋·罗斯。对于该方案,李滋·罗斯不仅“一般地表示同意”,而且还“出力协助提供意见。”
当宣布实行法币改革的第二天即1935年11月4日,英国驻华大使在英国法律授权下,公布“国王规章”并引述中国法令,明令禁止在华的英国国民继续用银偿债或支付其他金钱业务;规定英国在华侨民要接受法币以代替白银和银元。这些举措表明了英方对中国“法币”的信心及“给予中国的改革举动以强有力的支持”。美国也在与国民政府谈判之后,继续按每盎斯0.45美元的价格收买更多的中国白银,以表示对中国的支持。“国际收支变为顺差,中国因此得到大量外汇,这些数目加上出售白银所得,使中国的通货储备于1937年中期达到相当于三亿七千九百万美元的巨数。”
英、美等国支持中国的法币改革,有其复杂的因素:既有出于自身利益欲插手中国的币制改革以加强对中国货币制度的影响,又有基于当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种种考虑。不管怎样,英、美支持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是有利于法币在全国推行的。
综上所述,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推行,绝非是个别人主使和带有偶发性的金融事件。法币改革的完成,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呼唤,中国货币制度内部矛盾发展所使然;又是当时国际的政治、经济格局所导致。

法币改革的历史正效应
法币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它所产生的正、负历史效应都是巨大的。因此,对于法币改革的评价就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为复杂的问题。
必须承认,法币改革后,政府用不兑现的纸币代替银币,为政府滥发纸币、实行通货膨胀提供了方便条件。从抗日战争爆发至1948年8月21日实行金圆券止,国民政府法币发行额高达664万亿元,比抗战前夕增长了47.4万倍。之后,发行的金圆券比法币败亡得更快更惨,在1948年8月到1949年6月的十个月中,就膨胀了“六十五万倍”。在长达十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民党政府增发钞票1400多亿倍,而物价上涨八万五千多亿倍”。通货膨胀使全中国人民遭到空前浩劫,“人民被掠夺了价值一百五十亿银元以上的财富”。
但是,随着历史沉淀期的延长,人们将越来越看清法币改革所带来的历史正效应。
第一,以法币统一全国的货币,是货币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中国在实行法币以前,货币制度混乱至极。本位的银元有“袁头”和“孙头”,它们成色各异不能通价交换;作为辅币,各地有规格和成色不同的“银角子”或“银毫子”;此外,还有众多的相差悬殊的制钱和铜元等。这些铸币,甲地通用,乙地便不能通用,彼此兑价相差悬殊。至于流通的纸币则至为混乱,在通商大埠流通本国或外国的银元券居多;在内地都会,政府纸币流通为多;在偏僻城乡,多流行各种商店、钱庄或其他非金融组织所发行的私票。当时的中国,从货币流通的角度去看,“每埠为一国,吾国实不啻久已分为十百千小国”。法币改革实施后,前此众多纷乱的货币被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的“法币”所取代。法币的发行一举结束了货币混乱的状况,实现了中国币制的统一,整饬了货币流通秩序,对于扫除繁杂货币对经济发展的障碍有巨大的历史作用。
第二,法币改革的成功推动了经贸和国内生产的发展。从对外经贸方面看,在实行法币改革以前,中国的金融行市总受到世界银价涨落的拉打而发生不稳。法币发行后,将全国约6.62亿元白银全部收归国有,既不准买卖又不准流通,使法币完全与现银脱钩,这就使中国的货币完全摆脱了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如美国于1935年12月停止在伦敦购银,一周内银价降低了10%,但因法币与世界银价脱钩,国内没有引起过大波动。同时,改革中稳定法币对英镑的汇价,中国既可以用法币购买外汇支付所欠各国的外债,避免用白银偿还外债所带来的许多干扰和损失;而且还因为法币与英镑有了固定的比价,可以到世界市场去流通。这无疑将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促进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到抗战前夕,“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外汇率的稳定”,在法币改革后的头几个月内,“出现了几十年末曾有过的贸易顺差,出口超过了进口”,这种“国外对中国出口货物的要求,特别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购买力”。从国内的工农业生产来看,在最初的一、二年内,法币发行刺激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法币发行之初规定银元一元兑换法币一元,但实际兑换时,却是白银60%可兑100%的法币。这样,纸币的流通量就相对于银元增加了。法币的发行数字,1935年11月初发行数为459308123万元,到1937年6月底,增发到1407202334万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2.1倍。货币流通量的有限度增加,使全国物价开始回升,如,上海1936年物价上涨12.6%。物价的回升使商业和生产变得有利可图,因而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以购买力迅速增加为标志的内地的复兴”景象。1936年,中国的农业,除川、豫、粤三省受灾外,全国均获丰收。据中国银行估计,1936年重要各省农业收成的总价值达法币56亿元,较1933年至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即几乎增加了45%。由此可见,法币发行之初对促进国内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912—1949年为5.6%,其中1926—1936年为8.3%,1928—1936年为8.4%,后面两个数字包括了中国东北地区在内。如果考虑到1931年“九一八”前后的实际情况,将东北地区除外,则1926—1936年为6.4%,1931—1936年为6.7%。这组统计数字显示出抗战前夕的1935年、1936年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最快时期。促成这种“最快”发展的是综合性因素,其中就有法币改革的因素发生了作用。
日本对中国关内广大地区的扩大侵略之所以选择在1937年,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法币改革和法币改革后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感到不安。在法币改革及其之后的“那一段短暂时间内,局势一直朝着对于中国人民和其他国家在华利益大有好处的现代化方向转化”。日本曾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抵制和破坏中国法币改革,以遏制上述“局势”的发展。首先,日本妄图破坏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并进而迫使中国沦为日元集团的附庸。如,日本在北平指使日本浪人及汉奸流氓,在市内繁华街道用外钞购货,若店铺找付中国的钞票时,则声称不能兑现而拒绝收受。如此往复,致使各家商号相率不再收用中国的银行钞票。而后,日本浪人再将集中到手的大量中国钞票到一家银行要求立即兑换现银。搅得人心惶惶、市面不稳,挤兑之风日甚一日。华北地区唐山市从1935年5月3日到16日的两周内,即被兑出现洋793000元,且千元钞票兑洋的贴水也从15元提高到48元。再如,动用日军或收买汉奸、日本浪人组织“密输团”,从事大规模白银走私。1935年5月份,日本浪人在华北各地通过陆路和海路,每日偷运白银约15万元出境。除华北外,日本在华东的崇明、海州两地偷运白银每日约20万元左右。当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后,日本政府和军方要人纷纷对币制改革表示强烈反对,公开声称,将不惜以任何形式来“彻底阻止”中国法币改革的全面推行。日本对中国法币改革及法币改革后可能出现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感到不安,日本外务省甚至叫嚣,对法币改革“将断然排击之,虽诉诸武力,亦必阻止其实现。”这表明,日本已预感到发行法币的中国金融改革必将推进经济发展,并极不愿意看到在亚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
第三,法币改革成为“增强抗战能力之最大因素”。中日战争是双方国力和人心向背的较量,这种较量既体现在军事上、战场上,也必然体现于经济上、生产上。如前所述,法币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新币制政策,它的成功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贸,推动了国内工农业生产,培育和增强了国力,因而法币改革体现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长期效果”,而这种“长期效果,证明远比它的近期效果更为巨大。”
法币改革为南京国民政府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和条件。首先,可以稳定并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即,国民政府可通过在全国强制推行法币这一手段总揽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因而也就“能够运用普遍为人民所接受的钞票(法币),应付全国的军政开支。”因此,发行纸币以应付各方面的需要包括战争的需要也就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使国民政府的实力大为增强。其次,法币改革的成功实施,使国民政府捞取了政治资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声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法币改革的实现,有利于此后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调整和转变。法币得到广泛的流通,非常有利于国家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最大幅度地掌握调度现金、最大可能地集中白银等贵重金属,以作为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军火物资的经费之用。在实行法币之初,国家以法币收兑了民众手中及社会各方面持有的白银和银元。这是一种强有力且有效的资金集中手段,它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中国能以全民族的力量去战胜日本侵略者、求得民族生存与解放的宣言书作用。法币实行以前,中国的“现金已经集中在帝国主义掌握中的上海”,实际为外国所把持,法币发行后“免除了纸币对于现金的兑换,而改以外币为兑换,可以使敌人掌握中的三万万元的巨额准备,转变为存在海外的外币准备,这是有相当的国际意义的”,对中国的抗战是大有好处的。
在这里,还应该看到,抗战中法币逐渐被取消“无限制买卖外币”后,在防止日寇套汇及国内资金逃避方面的重大历史作用。法币虽是不能兑现的国家纸币,但却可以在指定的金融机构中无限制买卖外汇。抗战爆发后的一段时期内(1937.7—1938.3),国民政府的做法仍是维持战前的汇价(1元法币折英镑1先令2便士半),外汇的出售是无限制的,较战前不同的是,这时附加了“限制提存”的补助办法。这期间,中国法币的汇价是稳定的,没有外汇黑市。此时,日军“在华大部分军费的开支,主要是靠抛出外汇和日元”。但是,“由于维持着自由购买外汇的办法,资金的逃亡非常严重,当时资金逃亡的情形显然可以看到,限制提存的办法并不足以制止资金的逃亡,因此我国外汇基金便受到不少的损失。”
从1938年3月到1940年5月初,国民政府仍极力在金融方面维持法币外汇政策,但因为统制力量的不及,市场上出现黑市。这一期间,中国外汇统制的中心依然在上海(中央银行所核定的外汇数额,百分之八十是供给上海的)。但是,上海沦陷后成为孤岛,上海的对外贸易国民政府无法统制,上海出口换回的外汇不能集中到中央银行手中以增加其外汇头寸,致使中央银行外汇核准金额日益减少,该行“当时外汇核准额与请求额之百分比:第一星期为百分之五十,总额四十五万镑,第二星期至第七星期,平均约为百分之二五,约三十五万镑,自六月以后,核准额更趋减少,仅达请求额的百分之五,约为五万镑”,外汇供给的日益不足,使黑市乘机而起,法币在黑市的汇价开始跌落。自1938年3月中旬到7月底5个月中,黑市法币汇价由14便士半渐渐跌至8便士半。在这种金融形势下,国民政府一方面坚持已成虚设的一元法币兑一先令二便士半的法定法币汇价,另方面则采取极力维持黑市汇价的办法。1938年8月中旬到1939年6月初,上海法币的黑市汇价被中英方面公开维持在8.25便士的水平上(1939年3月,中英间1千万英镑汇兑平准基金公开宣布成立)。1939年7月到1940年4月,法币汇价仍由国民政府暗中支撑维持在4便士上下。国民政府一面坚持法币法定一先令二便士半的法定汇价,另方面采取公开或暗中维持法币黑市汇价的做法,产生了正负效果。一方面,国民政府维持法币黑市外汇的做法,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与地位,确有很大作用;另方面,因为维持了法币黑市外汇,给日寇可乘之隙,使其得以用大量法币套买外汇,中英联合设立的1000万英镑的外汇平准基金(折合法币约3亿元)迅速被消耗、挖空。这种“消耗漏洞,十分之八以上是由日寇套买去的。”
这一时期,日本侵略者对法币发动了大规模的货币战。首先是禁止沦陷区人民保存和使用法币。1938年6月起,日军宣布禁止印有中国南方地名的法币在华北流通,并勒令华北地区12种重要出口商品须向伪联合准备银行结售外汇。1942年起,华中地区禁用法币。一些地方甚至规定对持有法币60元以下者处徒刑或罚款、持有法币60元以上者处死刑的严刑峻法;颁布所谓的《扰乱金融暂行治罪法》,对所谓的“扰乱金融行为者”及持有或“搬运非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之货币使之流通行为”者,处以“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下一月以上之有期徒刑,或一万元以下五百元以上之罚金。”其次是利用种种手段搜集华北、华中地区的大量法币。日寇在其占领区内严禁法币流通的目的,就在于搜罗法币为其所用。日本人看到“如不加速收回(法币),必致因私运出境而大量外流,是故其准许流通之时期只规定为三个月”。搜罗的大量法币被其运到上海、香港去套取外汇基金,再以此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侵华战争所需的军用物资。
1940年5月初以后,国民政府开始放弃维持法币黑市汇价的做法,并进而取消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其结果,使日本侵略者无法通过搜罗法币去套汇,无法获得中国的大量外汇基金,有力地打击了其利用法币套汇的阴谋,造成其资金方面的困难。因为缺乏资金基础,其宣传很久的伪中央银行较长一段时期内竟“无法成立,华兴伪币也不能大量流通”。国民政府在法币方面的重要政策调整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没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货币战——物资争夺战上也没能战胜中国”。而这种“政策调整”是银元等硬币流通时所做不到的。
法币改革的实现,在抗战时期对于国统区大后方资金供应的改善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抗战开始后,资金向内地后方流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沿海及东部地区的银行、企业、机关和居民大量内迁、国民政府严格限制向口岸汇款使得后方汇款业务汇入多于汇出等原因外,国民政府晚些时放弃维持法币黑市汇价及取消法币的“无限制买卖外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资金的内流使大后方金融市场利率降低。以重庆地区为例,该地战前资金紧缺,金融奇窘,“比期利息每千元高达八、九元,抗战初起后更涨至十元,折合月息竟有二分”。1939年后,因资金内流,该地区利率逐渐有所下降,“比期利息每千元不过三元,较战前已低落百分之六十以上。”因为资金供应状况的大为松动,“过去成为重庆高利贷特色的银行竟以高利吸收比期存款,此种现象也日趋消灭,最近四川省银行、四川、美丰及聚兴诚等银行且相率减低存款利息”。
资金的内流及相对充裕,使大后方各银行吸收的存款数量普遍增加。如中国银行,战前1936年的定、活期存款分别为450376652元、366311114元,到1938年定、活期存款分别上升到785918540元、464981630元;再如浙江实业银行,1936年定、活期存款为11600134元、26026701元,1938年该两项存款数额分别上升到12538303元和32505819元。
银行吸收存款的增加及资力的相对充实,使其扩大投资、放款成为可能。这种投资和放款的扩大对坚持抗战的经济作用是不能被抹杀的。首先,银行业对政府债券的购买投资,既使自身有利可图,又支持了国民政府的战时财政(参见下表)。
后方7家商业银行投资有价证券 (主要是公债)表

银行名称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中国 31176367 50086693 53315617
上海 8622273 19726590 19746341
浙江兴业 9031857 16831602 19348322
浙江实业 5835547 7645007 7494652
中孚 4152291 7573347 7333718
聚兴诚 13156616 18477776 15998428
垦业 2450576 4286191 4135728

其次是增加了对后方交通生产事业的贷款。抗战后,后方企业单位猛增,截止1938年底为止,“战区工厂迁入后方者,共有四百零四家”,而抗战以来各省新建及复工的又有104家。大批厂矿企业的内迁、复工、新建需要注入巨额资金,而“政府给以经济上的援助,合迁移、建厂与流动资金三项,得到贷款共约九百余万元,其中由国库拨付占四百万元,其他则由银行贷付,政府给予担保。”企业急需资金,对企业给以资金的支持,使它们迅速恢复生产或扩大生产,就是对抗战的支持和贡献。后方的银行对交通生产事业的贷款普遍较抗战前有长足进步。以交通银行为例,该行对于西南后方的企业如中国兴业、裕滇纺织、华西兴业、四川丝业、民生实业等16大公司的贷款,“各自数十万元至数百万元不等”。到1938年底,中国、交通、农民三行仅在西南各地的农村贷款累计达到5600余万元,较1937年的2400余万元增加一倍以上。
有人说,“法币更无疑的是抗战的重要支柱”,“中国如无一九三二年之币制改革,决不能有一九三七年之抗战”。此话有些道理,它从某种角度指出法币改革在抗战的胜利中曾起到过的重大历史作用。
今天,我们重又探讨法币改革,既是为了更客观更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这一重大金融改革事件,又是为了从历史中获得启示,充分地悟到每一次关键的“改革”将对民、对国、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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